师徒情缘

师徒情缘

认识老师是在1997年夏天，那年我在一家文化公司工作。文化公司成立之初想搞一个大型长城文化巡回展，弘扬民族文化。虽说古老的长城名扬四海，妇孺皆知，但真正能懂得长城的人恐怕为数不多，要举办这样一个有学术价值的展览，必须有专家的指导和参与。于是经过国家文物局罗哲文老先生的介绍，我们请来了长城专家成大林老师，也从此结下了与成老师的师徒缘。
第一次见到老师，只见是一个个头不高、不修边幅、胖胖的小老头，与我想象中的专家有很大差异。开讨论会时，老师的发言深深地打动了我，他对长城的释义很独特，渊博的知识使老师的形象高大起来。

老师淳朴的语言、随便的穿着以及黝黑的皮肤就是长城的象征，历经沧桑、不需粉饰正是古老长城的魅力之所在。毛泽东有句名言：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，有些人到了一次长城，也只对长城描了一眼，就自拍胸脯说自己是好汉，如果和老师二十几年与长城摸爬滚打的经历相比，老师岂不是好汉中的好汉？

第一次与老师出行是到金山岭拍一张“宽银幕”效果的照片，为的是展览中的一幅大型半景图。从那时起，使我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和了解老师，老师的言传身教，使我对长城的文化、历史、作用等等有了更深的了解，所谓使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吧。

首先从我对长城的认识说起吧。

万里长城有多长？一般人只能回答：“从山海关到嘉峪关大约有两万里吧”，老师说过一句话：“我沿着长城走了十万里”。中国的长城英语译为“The Gret Wall”, 长城拥有了这个专用词组，正说明了长城的非凡与骄傲，长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爱戴，但有谁能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它呢？

以前在我的认识中，长城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城墙，古代人打仗做防御用的。老师告诉我，长城是一个规模宏大、非常复杂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，并不是一条简单的城墙。长城的历史要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，从春秋战国有了“楚方城”的传说开始，到齐长城、燕长城、赵长城，后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将以前各个小国的长城又连结成一条西起甘肃临洮，东到辽东的最早的万里长城，后来又延续到汉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要把各个朝代的长城都叙说一下，可以称得上一部中国历史。历代修筑长城的起点不一样，规模大小不同，形式也各异。如宋、元、清代修筑长城的规模就小，秦、汉、明代则规模大些。形式有早期的汉代烽燧线，秦代的石筑长城、夯土长城等，直到明代由于从冷兵器时代发展到了火器，战争的武器越来越先进，防御工事也随之复杂和完善，修筑长城的地理位置也显得越来越重要。就拿明长城来说，改变了过去的毛石干垒，采用条石、青砖，用白灰砌筑，重要位置和山头有空心敌楼，敌楼上建有箭窗和了望窗，而早期的长城只是实心墩台。此时的长城重要的山沟通道都设有关口和水门，还有屯兵用的堡城，甚至有如小城市的大型关城。如：山海关、居庸关、嘉峪关等。有的根据地形地势和防守的需要还出现了复线、支线长城；还有的地方设头道关、二道关、三道关，层层设防。北京昌平的居庸关所在的山沟，从最北部的岔道城、八达岭关、上关到居庸关城，再到南口关，共设有以居庸关城为中心的五道防线。视线开阔的山头上设有烽火台，遇有敌情便点烟火或放炮。如果把这些支线、复线、关口设施的城墙都加在一起，是不是要有十万里？

基于老师的教诲，我肚子里便多了一些长城的知识。有朋友或同事约我登长城，我便滔滔不绝地与之神侃一番，长城如何如何......因为我有长城专家做后台，可在老师面前我就是小学生了。

老师在对保护和修复长城上有他独特的见解，他曾参与了山海关、八达岭、嘉峪关、黄崖关等几个长城博物馆的修建，在金山岭长城的修复和开发过程中，老师是这里的高级顾问，我与老师的情缘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

1997年8月18日，我跟随老师第一次来到了金山岭长城，登上长城展眼望去，蜿蜒起伏的长城象一条巨龙，自东而西横亘于绿色的山峦之上，用手抚摩长城上的旧城砖，依旧有着岁月的痕迹。老师告诉我，这里是经过修复后的长城，所使用的城砖绝大部分是旧砖，新砖只用在不显眼的位置，而对一些坍塌的敌楼只坐了简单的修复，尽量保持原样。我看着整旧如旧的长城，的确与八达岭长城有着很大的不同。不仅如此，老师还要求为保持长城古朴的风貌，周围不能有现代化的高层建筑和设施，房子的式样和颜色要与长城协调一致，并反对在长城边修建索道，因为修建索道，不仅破坏了长城的景观和环境，对绿化也有破坏作用。

二十多年来，老师历尽千辛万苦，跋山涉水在长城拍摄的大量照片资料，很多已经成为今天修复长城的重要依据。

金山岭长城的修复和开发折射出了老师的人品。文革以前，这里叫花楼沟，没有公路没有电，村民们种点山坡地，指望老天爷给个好收成，谈不上什么读书看报了。老师给我讲了那时的一件事。人们早已熟悉了平凡单调的生活，一年中最大的事，除了过春节莫过于选模范了。公社下了通知，给一个模范指标，村民们思来想去的琢磨模范的形象，在大家的眼里最有见识的莫过于村支书了，于是经过酝酿，理所当然地推荐了村支书去公社开会，“模范”在公社里开会中午管饭，大白馒头加俩炒菜，兴许还有些肉什么的，这顿饭的水平可能已超过了过节，下午“模范”胸戴红花，手拿奖状回到村里。以后每年的年底公社都要村里选模范，“模范”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，每次开会就非他莫属了。文革期间，公社又来了新的精神，说是要抓阶级斗争新动向，穷乡僻壤的没地主、没富农，选一个“走资派”吧。这个小山村的人，没有跟上文化大革命的形势，缺乏“阶级斗争”的观念，不知道“走资派”是怎么回事，想这也是公社的通知，也许和选模范是一样的吧，于是照方抓药，让“模范”到公社参加“走资派”会。人回到村里，大家问“走资派”和“模范”是不是一码事，这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说：“模范上台是坐着，戴红花，发奖状，中午还有饭吃，走资派是被两个人押着上台坐土飞机，脖子上挂着个牌子；往年台下的人拍巴掌，今年台下的人举着红本在喊什么，中午还饿肚子。当走资派没有当模范好，下次你们选别人吧。”这真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，老师说完这件事，对我说：“没有公路、没有电，使这里贫穷、落后，小村子成了与世隔绝的闭塞之地，才会闹出这样的笑话。要使这些厚道的村民过上好日子摆脱贫困，就要开发这里的长城资源。”我和老师在金山岭的这些天也感觉到了老师对这里的贡献，村子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见了老师都热情地打招呼，或者干脆拉着老师到家里去吃饭，老师也与这里的村民有说不完的话，村里有个家长里短的就把老师请了去评理，对与错都凭老师一句话，厚道的村民把老师当做了他们的知心人，是老师的人品赢得了村民的信任。

　　1979年，老师第一次来这里考察，就住在村支书老林家，与老林一家同吃同住，这一住就是十多天。白天老师在山上拍照片，有时为了等待光线不能下山吃饭，林家就让孩子往山上送饭，孩子挑个挑子，一边是一罐子粥，另一边是棒子面贴饼子和老淹咸菜。

　　成老师经常跟我说起老林，老林的名字叫林占山，为保护金山岭长城老林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他经常在山上巡视，看到有人破坏长城就及时的制止，而每年得到的奖励是县里发给他一双解放胶鞋。我没有缘分见到老师所推崇的这个人，这次随老师来到金山岭时，老林已经病故。在金山岭小住期间，老师领我去了老林的家，一个非常普通的农家小院，三间陈旧的瓦房，这就是老林曾经居住的地方。老林是个极普通的人，所做的事也很琐碎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但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平凡的人，才使得长城的风采依旧。他是长城上的一块砖，永远镶嵌在这宏伟的工程中，他是金色长龙上的一片鳞，永远闪耀着光芒。那天在老林家老师的心情很沉重，对我说：“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人，等我退休写书时，一定把老林写进去，让所有关心长城的人都永远记得老林”。

在这个小山村里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年轻人，那就是周万萍。一个普通农民的后代，腿有残疾，初中毕业后，他也和父辈一样靠种地为生，采些中草药换些零花钱。在老师及一些摄影界人士的影响下，1985年开始学习摄影，他靠着天时地利和自己的努力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。1994年8月周万萍的摄影作品获得第十七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石松杯金奖，并多次在国际国内的摄影大赛中获奖，为国人争得了荣誉,由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一名职业摄影师。

为开发金山岭的旅游资源，老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，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。1987年的年底，村里要通电，大年三十的下午线路接通了，灯泡亮了，老师欣慰地笑了，这才下山回北京过年。后来金山岭聘请老师做这里的特约顾问，金山岭的老百姓已离不开老师，老师也离不开金山岭了。

在村东头的大路西侧，有个小院子，里面有两间小瓦房，院子四周种满了向日葵，景色别致、幽雅，这是老师每次来住的地方，村民称这里为“成公馆”。1999年12月当我和老师再次来到金山岭时,“成公馆”被一座青砖门楼所取代，门口的牌子上赫然写着“北京晨报记者培训中心”。老师无不惋惜地说，我照了那么多的长城，居然没有给自己留下这里的照片。但所庆幸的是，我曾为老师画过一幅画，所描绘的就是“成公馆”，虽有七分的神似，但毕竟还有三分的真实，我在画上提款：“长城脚下第一家，成大林老师之公寓也”。也算为老师留下个当年“成公馆”的影子吧。

读万卷书走万里长城，是老师的真实写照。十几年来，我因喜好老北京，收集了有关老北京的书籍、照片、画册等资料，也算得初见成效、小有规模了。可是看到了老师家的藏书，我那不过是九牛一毛了。老师家的客厅里，四面墙三面是书柜，从上到下装满了书，为了取高处的书，还预备了一个小人字梯。老师的工作室也摆放了不少的书，甚至阳台都被老师精心策划成了书库，老师的书大部分是古籍、史书、地方志、地图册等，第一次走进老师家，就象进了中国书店。老师的生活非常简朴，精打细算，在吃穿上从不讲究，很随意，但在买书上从不刻意计较钱的多少，只要对自己所研究的课题有用，不惜重金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在中国书店发现一套《汉西域图考》，价格两千元，实在太贵了，我给老师打了一个电话，把情况向老师一说，老师立即骑车直奔书店，毫不犹豫地把书买了下来。事后老师对我说：“贵是贵了点儿，但这套书对我很有用，物有所值。”从此以后我在书店或者书摊上看到类似的书籍，立即与老师联系，及时收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。潘家园、报国寺的地摊是我和老师经常光顾的地方，用我们的话说是：“淘金”。

书籍是最好的老师也是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工具，老师为研究长城翻阅了大量的书籍资料。首先是文献上的记载，然后老师要实地去考察，再访问当地的老百姓。在这些浩如烟海的历史古籍中，要寻找有关长城方面的记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有的书中只一两句话捎带提一下，而且由于各个朝代修筑长城的位置不同名称也有变化，还有的记载，地名与地理位置不符。这些困难对于老师来说不值什么，老师有他归集整理的方法，只要在书籍中有与长城有关的记载，哪怕是只有一句话，也要把它摘录下来，录入电脑。在老师的资料库中，各个朝代的资料按时间排序，查找非常方便。在研究古籍上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，虽说汉字已被中华民族使用了几千年，但由于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，使现在的文字使用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别，有些语句生涩，别字、偏字很多，是一般字典里查不到的，老师在这方面也有较高的造诣，良好的古文基础为老师研究古老的长城文化内涵提供了有力的保障。

记得有一次我和老师在金山岭拍长城月色，夜宿在长城上，当时正是农历的七月十五，暑气未消，可长城上却多少有些凉意，我钻进睡袋里躺了一会，觉得热乎乎的，就把拉锁拉开透透气，睡着睡着忽然被下身的瘙痒惊醒，身手一摸，好大的黑蚂蚁！虽然是苦些，但这苦中的趣乐也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。山野中的清新空气就象天然的大氧吧，任你贪婪的享受，宁静的夜空，使你心旷神怡，久居闹市便觉得这宁静更令人陶醉。欣赏月光下的长城，更象一首动人的交响诗，嫦娥的月宫挂在深邃的天空，蜿蜒的长城披上了银色的铠甲，壮哉美哉！清晨，山峦醒了。钻出睡袋趴在长城的垛口上向下了望，一群群野鸽子在山谷里盘旋，而在城里看鸽子可要抬头，山间不时的传来鸟的鸣叫，还搀杂着野鸡的叫声，身边的秋虫也吱吱呀呀地凑热闹，好一场“山林音乐会”。

要说考察长城真是一件苦差事，但老师已经把苦当做家常便饭了。记得那次去密云白土沟村，镇里负责接待的我们的同志安排我们住条件较好的宾馆，并可以派车接送。老师考虑到宾馆离我们要走访的地方很远，即便是接送也要耽误不少时间，还要给镇上添麻烦，老师提出不如住在村里。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我们：“村里条件太差，怕你们受不了”。老师答到：“只要有间房子、有床，能吃饭就可以了。”说罢，我们来到村里，村支书老高把我们请进了大队部，让我们在那里住宿。我进屋一看，这条件确实够简陋的，里面只有光秃秃的两张床，一张床是三条腿，用绳子捆了根木头棍勉强地支着，而另一张床只有两条腿，码了一摞砖支撑着没腿的这头，我和老师便歇在这里。天一黑，山里的蚊子也极为“热情”，跑到这里来串门，由于我们的态度很不友好，于是蚊子们便成群结队地来“轰炸”，我从包里取出“枪手”，与蚊子展开了肉搏战，绝不向蚊子贡献一滴血。到底是人类具有高智慧，蚊子们只得投降了。

老师不仅是长城的专家，还有另一番功夫呢。老师早在上大学之前便是一位短跑运动员，身体素质很好。有一次我和老师在潮河关的山上寻找北齐长城的遗迹，那天天气格外炎热，拍完片子后，我们浑身上下黏乎乎的，一路走着，来到了潮河岸边，看着那清澈的河水，我极度兴奋，喊了一声：“老师，回归自然喽”！说罢我和老师甩掉了身上被汗水浸透了的衣服，奋不顾身地冲入水中。河水好凉呀，暑气顿时消失，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就受不了了，急忙从河里窜了出来，可老师却如鱼得水，嬉戏如孩童一般，任凭我怎么喊，就是不上来，非要凉快够了才肯罢休。老师呀，我服了！

老师讲话的时候特有感染力，一方面是老师渊博的知识，另一方面是老师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——好嗓音。听着老师讲话，心里猜想老师唱歌一定好听，跟老师时间久了，于是便有了想听老师唱歌的念头。老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：有一年单位组织大合唱，老师有幸被组织者看中，老师再三推辞，说自己不会唱，结果人家就是不信，生拉硬扯地进了合唱队，排练过程中，老师很卖力气，嗓门很大，但总是跑调，结果带着大家跟他一起跑。后来再有这样的活动，老师开玩笑地请求参加，人家都不敢答应了，怕他那随心所欲的“领唱”。我戏称老师这是“资源浪费”。

我和老师相识这几年，从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，不仅使我学到了长城文化，更主要的是使我更懂得怎样的做人，做一个脚踏实地、不畏艰辛、任劳任怨的人。二十几年来老师在风风雨雨中考察长城，吃过的苦，受过的累都是我难以想象的。1994年和1995年老师骑着自行车两次考察长城，分别去了京北地区和山西。他独自一人驮着必备的物品上路了，饿了就啃块从家里带的干粮，骑累了就在道边上睡上一觉。就这样，老师用自己的辛苦换来了今天的成果，他用无可辩驳的理论，把众所周知的万里长城起点——山海关，延续到了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边的虎山，这结论得到了长城界的公认。关于战国时期赵国的长城，几乎所有的书上都说在河南漳河的北岸，老师跑遍了北岸六个县，未找到遗址，走访当地村民也未有此传说，老师查阅了地方志等均没有这方面的记载，于是老师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漳河的南岸，功夫不负苦心人，老师终于在林县和卫辉县找到了“秦赵分界堤”，即赵国南长城。这一重大发现惊动了长城界，也使新版《河南省文物地图集》把这段长城的标注改在了漳河南岸。